独立而理性的思考

——读《旧制度与大革命》有感

苏奕文 新闻传播学院 151050065

作者托克维尔曾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在思想上我倾向民主制度，但由于本能，我却是一个贵族——这就是说，我蔑视和惧怕群众。自由、法制、尊重权利，对这些我极端热爱——但我并不热爱民主……我无比崇尚的是自由，这便是真相。”作者贵族出身的身份以及政治生涯中“国内流亡者”的经历让他更加理性地审视“民主”背后的含义。作者警惕民主，实际上是警惕民主背后的群众，他仿佛像一个在时代浪潮中逆流而上的勇者，在群情激昂中提防着群体行为对人类文明带来的毁灭性打击。

一、“自由”引导人民

提起法国大革命，很多人脑海中都会闪现出德拉克洛瓦的名画《自由引导人民》，画面中象征自由的妇女手举法国国旗，带领着英勇的民众冲过战争的废墟。然而，真正引导人民的究竟是什么精神呢？或者说大革命中的人民到底是在为了什么目的而抗争呢？至少在作者眼中，引导他们的只是自由的幌子，在自由的招引下首先进行的是扫除一切旧制度的改革。

群众心中所痛恨的是从封建制度中产生或是任何倾向贵族制度的旧政权，长期以来的压迫以及政府初期的改革使民众的权利意识慢慢被唤醒，于是反抗封建的重压成为了群体的统一目标，而达成这个目标的途径则是追求平等。然而，正如作者所警示的那样，“谁要求过大的独立自由，谁就是在寻求过大的奴役。”民众对于平等的热爱渐渐成为了奴役中的平等，他们对于改革的要求是彻底的、决裂的，对于维护自由平等而建立的维持中央权力平衡的平衡力量却采取排斥的态度，并理想化地认为，公共教育对于国民素质的提升便是防止政府滥施权力的保证。这种通过培育国民精神从而号令国民的结果便是使国家掌握统治的权力，这种权力代表了所有的个体，并为了有效的实施而变得无限大。正如作者所描述的：“社会中不再有等级，不再有阶级划分，不再有固定地位；人民由彼此几乎相同、完全平等的个人组成；这个混杂的群体被公认为唯一合法主宰，但却被完全剥夺了亲自领导甚至监督其政府的一切权力。”这种现象实际上与原始的共产主义相联系，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阶段。然而，社会现实与理想的脱节只会使结果适得其反。社会中原有等级的崩塌、人与人完全的平等看似符合“人人生而平等”理念，然而这样的号召之下只会使人们重新屈服于另一种集权。在这种理想社会中，只有一个拥有无限权力的政府，它的任务是领导国家，保护个人。然而，在这种无限制的政府中央集权制之下，正如作者所说：“国民作为整体拥有一切主权权利，每个公民作为个人却被禁锢在最狭隘的依附地位中：对前者，要求具有自由人民的阅历和品德；对后者，则要求具有忠顺仆役的品质。”在这种对于权利宏大而模糊的界定之下，个体实质上是失去了对于个人正当私利的维护，公共利益被作为最高的准绳要求群体中的个人放弃自我而为群体的共同目标努力。

但是在大革命建立了人人平等的新社会和自由的政治制度后不久，人们便忘记了最初对于自由的追寻，心甘情愿地成为了拿破仑“平等的奴隶”。深思造成这种结果背后的原因，也许当初引导人们前进的本身就不是自由，人们在激昂的浪潮下是被追求自身利益所鼓动的，只不过对于眼前利益的维护恰恰符合了号召他们追求自由的方向。无独有偶，十八世纪法国思想家所推崇的实行专制王权的中国也正是如此，在他们眼中，中华帝国所实行的开明的君主制有效的满足了“改革”的要求。然而，这些思想家处于大革命的浪潮之中，并没有看清中国历史上朝代不断更迭的实质。每一次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在当时看来无不正义，从陈胜吴广起义时的那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开始，民众通过暴力的方式推翻专制王权便成了朝代更替的基本模式，但是，在一次次的更迭之后，实质的政体依然是维持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不变。也就是说，当代表人民的领袖为了人民的利益而与施行暴政的政府抗争时，他是正义的化身；而时过境迁，当这位领袖取得真正的国家主权时，历史又会重演。而造成这种现象，恰恰是当时法国思想家们所推崇的“开明君主制”也就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所带来的后果。因为每一次起义中人们所追求的只是满足眼前自身阶层的利益，让自己从被压迫者转变为压迫者而已，并没有真正去质疑这个政治制度本身，更不会去想获得属于人民的永远的自由。鲁迅曾批判中国人的奴性，也许，这种民族的性格就逐渐产生于这种周而复始的“改朝换代”，所谓的自由总是躲在改革或是革命的背后。

正如作者所说的：“人们似乎热爱自由，其实只是痛恨主子。”用这句话来描绘历次农民起义的狂热再贴切不过了，人们对于自治的向往其实并非是向往自由，只是想拥有自由带来的暂时的物质利益。而作者如同一个逆流而上的清醒着，警告着被冲昏头脑的人们，真正的自由无关任何物质利益，“是在上帝和法律的唯一统治下，能无拘无束地言论、呼吸、行动的快乐”，他也指出虽然专制制度可以使人得到暂时的满足，但是这种对于自由以外的利益的追寻只会受到更大的奴役。作者在人们高呼自由的浪潮中审视“自由”大旗之下隐藏的风险，也正如他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不仅看到了新制度带来的平等与民主，也看到了民主社会下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大多数人的专制”，从而使个体丧失自由。

二、透视革命浪潮中的群体心理

作者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不仅思考了大革命的历史特殊性，同样找到了个体与整体的普遍性关联。作者在分析社会现象的同时研究参与其中的人们的心理，从而更加深刻地理解革命的原因。

古斯塔夫·勒庞在其著作《乌合之众》中指出大国兴衰背后更加深层的原因其实是人民思想意识的转变，而这种转变的条件之一便是原有政治、宗教和信仰的毁灭。而这也与作者托克维尔在本书之中的研究契合，作者看到了法国大革命中非宗教倾向的狂热，他看到了宗教法规、民事法律和各种政治制度被废除时人们精神失常，灵魂反而无处栖息，狂热的口号与毁灭之后并没有切实的建设，于是这种狂热的精神本身变成为了一种新的宗教。这种宗教的唯一信仰便是群众自己的内心，并使之崇尚英雄主义。在《乌合之众》中，作者勒庞指出，当个体独自思考并进行行动时，很少具备充满英雄色彩的牺牲精神，而当个体处于一个群体之中时，群体的无意识则会取代了个体的有意识。因为在一个群体中，个体会认为自己是属于这个群体的，而群体是无名的，因而不必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由此，我们大概可以理解为什么托克维尔会警惕“大多数人的专政”，因为现实与理想之间总是夹杂着许多不可控的因素，比如人性之中的弱点会在一个群体之中被放大，单纯仰仗集中权利后的改革往往会达不到理想中的政治目标。作者的谨慎看似保守，实则考虑了许多被忽略的现实因素，他并非单纯局限于自己所处的贵族阶层而蔑视群众的无知，而是看到了个体的选择会被群体的无意识行为所吞没，正如他所观察到的，“保留旧信仰的人唯恐成为唯一对宗教忠诚的人，他们惧怕孤立甚于错误，便加入到群众中来，尽管与群众思想不同。”这种分析实则是看到了每个个体作为一个具有社会属性的人类会在加入一个群体中时自觉地选择与其中其他个体相同认知与判断，因为这种途径是使自己融入其中而不受排斥的最小阻力路径。在这种类似于宗教革命的形式下，其实有很大的负面影响：革命者并未企图变革所有政权的性质和秩序，从而导致了旧制度并没有像变面上看起来的那样被清除干净，并且存留的还是导致后续政权不断更迭的隐患。

作者对于群体心理的分析不仅更加全面地阐释了大革命中暴露出来的问题的人文根源，并且将这种革命群众心理从法国大革命中总结出来，并警示人们：他们“散布在地球上所有文明地区，世世代代延续不绝，到处都保持那同一面貌，同一激情，同一特点。”以此来审视我国的历史，文革期间群众的革命激情使每个身处其中的个体像是被一种统一的理念催眠了一般，停止了个体理性的思考，做出了许多有悖民族长期发展的行为。然而文革时期早已过去，但是这种极端的群体情绪却依然可见，正如现在存在于网络之中的“暴力”，大多数网民极容易被一种无法证实的谣言所鼓动，在群体性无意识的行为之中停止自己理性判断的能力，加入到一些荒谬的“网络对战”之中。而作者在多年以前对于法国大革命中群体心理的思考早已在警示我们，时刻警惕被裹挟进群体的狂热中去，独立而理性地反思自身行为的正确性。而这种正确性的标准作者也给予了我们，那便是符合人类长远发展的真正的自由。

三、结语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作者托克维尔向人们阐述了革命对于旧的制度的铲除既存在发展的正义性同时也存在毁灭的绝对性。作者仿佛是以一敌万的智者，看到了引导人们的自由大旗很容易被利用继而指向新的专制。作者对于个体自由的在乎看似与集体主义主流价值观相背离，但实则是看到了处于群体之中人性的失控，从而将会给人类文明发展带来的打击。作者这种遗世独立的反思精神对于我们当代社会的发展仍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在现今信息技术发达的时代里，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具有独立的思考，时刻警惕被大多数的虚假所误导。也许，当有更多的人这样开始停下激进的脚步理性反思时，我们文明的发展才会有更多的保障。

参考文献：

[1]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北京：商务印书局，2014。

[2]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