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经学文献，作为的史料，如何解读比较全面，可不可以用政治史作比较来看经典，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中国历代的学者号称经学大师，可是我们现在的学术文化史对他们持批判态度，说他们是考证之学、区分畛域之学，他们所做的工作是辨析音韵，考订文字，是文献学，而真正经学中义理的发挥，已经到了晚清的时候，到今文经学，才开始谈义理。因此，我们长期以来看待汉代的经学，是往往把经学看待成一门扑学，当成是训诂学的一种。
经学确实有它的思想，有它的义理。比如说春秋学里面可以把公羊学和谷梁学做对比，把左氏学和公、谷二传学做对比，把尚书学和易学做对比。用思想史的方法来理解汉代经学是一个非常好的路径，但是这个方法并不新颖，中国古代就有用思想史的方法来研究。比如说像朱熹的《语类集注》就有很多用思想史研究的方法，不过我今天认为还是换其他的方法来做比较好，有许多更新的叙述框架。当然，具体问题可以具体分析。
2、如何理解儒学在今天的复兴，以及儒学在今天政治上的意义是什么？
早期儒学是贵族之学，儒学的根是西周旧制度，是教贵族修身养性的。儒学培养的不是政治家，是君子，君子不一定在政治上要取得大作为好的成就，要有人格魅力，典雅生活方式，典雅言谈举止。因此早期儒学有痴心妄想，认为只要在小范围内培养君子，这几个君子自然成为小范围的精神领袖，所以天下政治不用搞就好了。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的说法是儒学知识分子治国很少考虑技术层面，是具有理念性的，这都源于起初创立时的特点。而且儒学知识分子往往有特别自负的乐观，在孟子身上体现得特别明显，其实把位置真的给他，未必做得好。儒家讲的是修己治人。在修己上，儒家无可挑剔。可是治人方面的问题大，因为儒家不讲技术、客观因素。例如现在讲改革，帕累托优化，任何一项改革不损耗既得利益，还要让各阶层获得更多利益，才可以稳步推进。无论王莽变法还是王安石变法，很多时候属于硬剥夺，激起社会各阶层的反抗，很快就失败了。
儒学的复兴主要是承载文化上的功能，在政治的层面上就微乎其微了。儒学在政治上稍微做的有声有色的就是朱熹重建了“乡礼”，借助旧家族制度搞乡村自治，大家族中像义庄、义田、义塾这些制度做的很好，不过也让人们看到许多黑暗面，比如张艺谋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鲁迅《祝福》，这些都有所反映旧家族制度阴暗面。毛泽东所说“百代都沿秦政法”，为中国古代搭起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是秦朝的法令体系和政治制度，这一点毋庸置疑。
儒学它有一个致命性的弱点，大部分儒家那里对人性抱有某种天真的期待，对人的善良的本质有一种盲目的乐观，孔子、孟子都认为在人的本性那里有一种向善的成分。本人认为，儒学对人性抱有盲目的乐观，但它在现实生活中很难改变人的本性，这是一种人间悲剧。对于这个问题，荀子说得好，人的本性是不完美的，叫“本始材朴”，对人的教化训练是“文理隆盛”。“本始才朴”是质，“文理隆盛”是伪。没有“本始才朴”的质，则伪无所依托；没有“文理隆盛”的伪，则人的“质”不能自美。对于此，我们依据历史需要从两个方面来理解，第一，这种观念对人会造成压抑感，第二，它也造就了一批优雅的正人君子。因此，我们要正确看待儒学，因为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乃至现代历史上对中国做出重要贡献的，进行政治改良、文化改良的知识分子无一离不开儒家的影响，无论是孙中山、毛泽东、蒋介石、陈寅恪、钱穆，都是儒学培养的知识分子，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儒学有它的可观之处。但如果把这种可观之处限制在修身这个层面可能会效果更好。
3、怎么看待《公羊传》对司马迁写《史记》的影响？
司马迁想要截取孔子的春秋学，把史记当成是《春秋》，当一代王法，《春秋》所造成的残忍、阴刻、发动战争，司马迁都有具体的记述，而且司马迁是一个通春秋经义的这样一个学者，他的公羊学是跟董仲舒学的，他的尚书学是跟孔安国学的，但司马迁从他的理想信念上不是一个儒家知识分子，从他的种种思想看来，他更接近于道法家。
4、儒学在汉代为什么能走向复兴？
我个人看法，这和儒家垄断教育有关系。我们对汉武帝的“独尊儒术”缺乏认知，“独尊儒术”一方面强调儒学在国家意识形态领域里的独尊地位，最重要的是儒家把自己的教育制度跟汉朝的选官制度绑在一起，所有汉代选出来的官必须是儒家教育出来的，这种现象最初不是太明显，越往后越明显，到了东汉几乎所有的官员都是儒家培养出身，如汉宣帝是儒家培养的最成功的案例，小心谨慎，没有太多的欲望。而汉成帝是一个伪君子，因为教育不成功，他是个无恶不作的少年形象。西汉末年，就已把儒家的教育制度跟选官制度绑在一起，一直绑到清朝末年1904年废科举制度为止，这种关系才彻底失去了意义。
5、王莽的失败算是公羊学的没落吧，到了东汉甚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仍有许多世家大族都是经学世家，这个时期的经学跟西汉的经学有什么样的区别？
东汉的公羊学分两支，一支就是何休这样的纯正的、延续西汉的公羊学，另外一个就是，董仲舒把阴阳五行弄进来以后新形成的公羊学——谶纬之学。整个东汉的公羊学就把阴阳五行融合进来，王莽时开始编故事骗王莽，刘秀则自编自骗。东汉有七经纬，五经加上《论语》和《孝经》成为七经，每个经典编些故事。国家立于学官的就是后来的今文经，国家不立学官的叫古文经——国家设议郎。（设研究员）所以，汉代没有所谓的民间儒学，民间教不出学生来。东汉末年出了郑玄，把所有的经典混同起来解释，因此经学的壁垒就废掉了。等到西晋末年，五胡乱华，永嘉南渡，汉代的很多经典流派失传了，这个时候郑玄传下来的学问成主导。到了魏晋南北朝中期以后，经学就已经衰落了，取代经学的是文学和佛学，培养人的性情情操上是文学，精神信仰上是佛学，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唐代中后期，从韩愈的古文运动开始改变这种文学与佛学一统天下的局面，所以魏晋南北朝和唐朝经学就成为二流的东西，一流要么是文学，要么是佛学。
6、东汉经学有什么社会意义，作用在政治上的？
东汉的儒生的运动，在西汉的基础上继续波澜壮阔，以杨震之死为标志，东汉的清流运动开始兴起，清流先把矛头指向宦官，再过来指向外戚，宦官外戚搞不赢以后，再直接把矛头指向皇帝来，因此我们说东汉的灭亡跟清流运动和党锢之祸有很大的关系。党锢之祸分两次，第一次是汉桓帝，第二次是汉灵帝。汉桓帝的党锢之祸是抓，汉灵帝的党锢之祸是杀，从此儒生跟汉朝开始分裂，清流运动最后的结果儒家集团与朝廷皇室彻底分裂。儒学有几波，第一波是汉武帝以前，第二波是西汉到东汉，儒家抱着满腹的理想参与政治，但最终以失败告终，从此儒学惨淡，不是说儒学就没了，而是没有了声音，经过南北朝和隋唐，再一次兴起的时候是北宋，即宋明理学兴起。西汉到东汉儒生的理想主义色彩很浓，激情澎湃。到了宋代的时候儒生就没有这种朝气蓬勃，而范仲淹所提倡的君子人格恰恰是汉代儒生所提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