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这种政治到底有没有给老百姓带来好处，公羊学到底有没有作用？这一点有，我举个例子。这个汉宣帝末年，匈奴发生内乱，大臣们就讨论要不要在此时出兵，一举灭掉匈奴，彻底解决匈奴问题。汉宣帝拿不定主意，就把这个问题下到公卿大臣里面去讨论。御史大夫萧望之就说，《春秋》大义，礼“不伐丧。”“不以义动兵，恐劳而无功。”人家有丧事的时候我们不能开战。萧望之的这种要求在朝堂上很快成了主流，所以最后决定不开战。不但不开战，反而接应一些匈奴中比较亲汉的势力（呼韩邪单于）。几年之后，呼韩邪单于就率领一部分匈奴人，款五原塞，向汉朝中央扣关请降，这使得汉朝立国以来国际格局发生根本变化。呼韩邪单于两次朝见，汉朝为了表示礼遇，让呼韩邪排班位在诸侯王之上。这是儒学唯一的一次“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盐铁论》里面反复阐明这个观念，在汉宣帝时代真的派上用场。再看汉宣帝留给汉元帝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景况。元帝继承大业的时候，物阜民丰，汉代钱是以万钱为记的，当时中央的储备的货币是“都内钱四十万万，水衡钱二十五万万，少府钱十八万万”，大概有八十亿左右的样子。所以汉元帝在位的时候，钱多的花不完。汉元帝是一个纯粹的儒家培养下的皇帝——特别像后来的光绪——完全是个不紧不慢没有脾气的儒生。元帝在位的时候经常免税、花钱赈灾，到了汉成帝的时候，国家的用度不够了。汉朝本来赋税偏重（相对于后代），到元成时代竟然出现国家财政危机。这就是儒生搞来搞去——真正的轻徭薄赋——结果把国家财政搞得入不敷出。到王莽时代，甚至出现刚封的侯在没有划分封地的时候，没有生活来源，在长安城内出苦力替别人做佣工来赚取生活来源的情况。所以西汉是怎么灭亡的？西汉的政治，就是在理想主义的感召下，一步一步地越改越坏，越改越坏，最终走向结构性的崩溃，在王莽时代经济完全崩盘。西汉、新莽，在没有任何政治危机的情况下，被当政者为了以理想主义达到更好的目的，用改革的方式把国家折腾散了。理想主义的代表人物就是后来的王莽。在王莽执政之前，西汉既没有出现像宦官当政这样的政治危机，也没有出现像匈奴侵略这样的边疆危机，同时也没有出现大的水旱灾害，作为执政大臣的王氏家族，操守也并不坏。所以，西汉、王莽的灭亡，完全是自己把自己改革灭亡的。汉元帝时代，动不动就把江、海、陂、湖、园、池，少府——这些皇帝专属垄断的资源——全部借给平民百姓使用，并说“勿收租税”。汉成帝时代更是一个儒家全面掌握政权的时代。元帝一死，汉成帝刚刚当政，就要求埋葬汉元帝的时候，牛、马、车、禽，都不要埋葬，丧礼一切从简，避免浪费。成帝建始元年，罢上林、罢甘泉，十四个郡国不收田租；建始二年，罢五畤，减天下赋钱，算赋从一百二十钱减到了四十钱。到了建始三年，“赦天下囚徒，赈贷勿收”，所有贷款都不要了。到建始四年，黄河决口，灌了四郡三十二县，全部开仓赈灾。河平四年，因为黄河泛滥，有一些人被水淹死，“不能自葬”，命令郡国一定要给棺材，而且对于已葬的人的家庭，每个家庭要补贴两千个铜钱。我们能说汉朝政治不好吗？这就是汉宣帝所谓的“纯用儒术”带来的政治危机。到了汉元帝末年的永光三年冬，“用度不足，无以给中外徭役”，国家的钱已经不够用了。汉元帝一度使得在京师游学的儒生多达数万人，完全靠国家供养，后来国家实在养不起了，才把这些人又遣送回去。永光四年“罢卫后陵庙”，罢在郡国设立的祖宗庙；永光五年，“毁太上皇庙、孝惠帝庙”；建昭元年“罢孝文太后庙、孝昭太后庙”。可以说，汉元帝和汉成帝时代，把国家祭祀工程全部或者说是局部地停掉了一部分。可是，这些按照儒家设想施行的节俭举措，并没有带来政治上的转机。这就是我们所讲的理想主义左右下的政治反复。
儒家的这种政治到底有没有给老百姓带来好处，公羊学到底有没有作用？ 这一点有，我举个例子。这个汉宣帝末年，匈奴发生内乱，大臣们就讨论要不要在此时出兵，一举灭掉匈奴，彻底解决匈奴问题。汉宣帝拿不定主意，就把这个问题下到公卿大臣里面去讨论。御史大夫萧望之就说，《春秋》大义，礼“不伐丧。”“不以义动兵，恐劳而无功。”人家有丧事的时候我们不能开战。萧望之的这种要求在朝堂上很快成了主流，所以最后决定不开战。不但不开战，反而接应一些匈奴中比较亲汉的势力（呼韩邪单于）。几年之后，呼韩邪单于就率领一部分匈奴人，款五原塞，向汉朝中央扣关请降，这使得汉朝立国以来国际格局发生根本变化。呼韩邪单于两次朝见，汉朝为了表示礼遇，让呼韩邪排班位在诸侯王之上。这是儒学唯一的一次“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盐铁论》里面反复阐明这个观念，在汉宣帝时代真的派上用场。
再看汉宣帝留给汉元帝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景况。元帝继承大业的时候，物阜民丰，汉代钱是以万钱为记的，当时中央的储备的货币是“都内钱四十万万，水衡钱二十五万万，少府钱十八万万”，大概有八十亿左右的样子。所以汉元帝在位的时候，钱多的花不完。汉元帝是一个纯粹的儒家培养下的皇帝——特别像后来的光绪——完全是个不紧不慢没有脾气的儒生。元帝在位的时候经常免税、花钱赈灾，到了汉成帝的时候，国家的用度不够了。汉朝本来赋税偏重（相对于后代），到元成时代竟然出现国家财政危机。这就是儒生搞来搞去——真正的轻徭薄赋——结果把国家财政搞得入不敷出。到王莽时代，甚至出现刚封的侯在没有划分封地的时候，没有生活来源，在长安城内出苦力替别人做佣工来赚取生活来源的情况。所以西汉是怎么灭亡的？ 西汉的政治，就是在理想主义的感召下，一步一步地越改越坏，越改越坏，最终走向结构性的崩溃，在王莽时代经济完全崩盘。
西汉、新莽，在没有任何政治危机的情况下，被当政者为了以理想主义达到更好的目的，用改革的方式把国家折腾散了。理想主义的代表人物就是后来的王莽。在王莽执政之前，西汉既没有出现像宦官当政这样的政治危机，也没有出现像匈奴侵略这样的边疆危机，同时也没有出现大的水旱灾害，作为执政大臣的王氏家族，操守也并不坏。所以，西汉、王莽的灭亡，完全是自己把自己改革灭亡的。汉元帝时代，动不动就把江、海、陂、湖、园、池，少府——这些皇帝专属垄断的资源——全部借给平民百姓使用，并说“勿收租税”。汉成帝时代更是一个儒家全面掌握政权的时代。元帝一死，汉成帝刚刚当政，就要求埋葬汉元帝的时候，牛、马、车、禽，都不要埋葬，丧礼一切从简，避免浪费。成帝建始元年，罢上林、罢甘泉，十四个郡国不收田租；建始二年，罢五畤，减天下赋钱，算赋从一百二十钱减到了四十钱。到了建始三年，“赦天下囚徒，赈贷勿收”，所有贷款都不要了。到建始四年，黄河决口，灌了四郡三十二县，全部开仓赈灾。河平四年，因为黄河泛滥，有一些人被水淹死，“不能自葬”，命令郡国一定要给棺材，而且对于已葬的人的家庭，每个家庭要补贴两千个铜钱。我们能说汉朝政治不好吗？
这就是汉宣帝所谓的“纯用儒术”带来的政治危机。
到了汉元帝末年的永光三年冬，“用度不足，无以给中外徭役”，国家的钱已经不够用了。汉元帝一度使得在京师游学的儒生多达数万人，完全靠国家供养，后来国家实在养不起了，才把这些人又遣送回去。永光四年“罢卫后陵庙”，罢在郡国设立的祖宗庙；永光五年，“毁太上皇庙、孝惠帝庙”；建昭元年“罢孝文太后庙、孝昭太后庙”。可以说，汉元帝和汉成帝时代，把国家祭祀工程全部或者说是局部地停掉了一部分。可是，这些按照儒家设想施行的节俭举措，并没有带来政治上的转机。这就是我们所讲的理想主义左右下的政治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