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文学院冯乾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明清文学、

整理人：王心钇151010049

此次讲座不独为解龙榆生其人，亦以悼张晖（1977.11.14-2013.3.15）先生也。张晖先生于南京大学就读本科期间即完成《龙榆生先生年谱》，《龙榆生全集》编著，亦颇与力也。

龙榆生（1902-1966），名目勋，晚年以字行。号忍寒，江西万载人。民国四大词人之一。1966.11月去世。2015年，《龙榆生全集》出版。著作有《唐宋词格律》《唐宋名家词选》等。其于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主导发行的《词学季刊》，公认是现代词学建立中的关键一环，是现代词学建立的重要推动者之一。（傅宇赋《现代词学的建立——〈词学季刊〉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词学》）其人生经历波折，对其评价也褒贬不一，盖以其曾入汪伪政权之故也。民国如龙榆生者不在少数，如周作人、如郭沫若，民国之知识分子往往与政治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因而其经历对其人格和成就的评价也往往及其复杂。研究这些人的时候我们需要考虑这几点：

1）“大师”的界定与政治立场（及随之而来的道德人格界定）的关联有多大？又该如何看待这种关联？

2）这些文人在建国之后的生存状态？

3）也许难免有掩饰，但作品中往往会极真实地流露出作者彼时的心态，我们不应忽视这些些微的流露，因为这无疑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些人在彼时作出的历史选择。

忍寒者，既是其字，又指其《忍寒庐吟稿》也。葵倾者，指其《葵倾室吟稿》也。龙榆生遗嘱要求将历年日记所录诗词录出，按年编次，参照其他手稿及《忍寒词》，分为两编，以建国为界。《忍寒庐吟稿》录建国前所作，《葵倾室吟稿》录建国后所作。1948年上海音专校印《忍寒词》，分甲稿，甲稿《风雨龙吟词》，录1930-1936作品，乙稿《哀江南词》。解放后诗词定稿本有三种，曰《葵倾集》，录1952-1955年作品，曰《外冈吟》，录1951年5-9月作品（“改造”期间），曰《丈室闲吟》，录1966年5-11月作品。在阅读这些作品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从中流露的政治倾向和作者心境，并可从中归纳出作者一生诗词创作的数个阶段（三个阶段具体将于后文讲述）

《风雨龙吟词》，痛伤时势，言外患内忧也。风雨，言时局的危急，正所谓“风雨如晦，鸡鸣不已。”“龙”字切姓，龙吟二字又颇显其志。“于时二蛇相斗，而国之中豺狼盘互，蚕食鲸吞，国难方深，故有志士之慨。”张耳四先生为其作序曰：“然斯文之一綖，未尝不可于此微焉”，龙榆生先生一生专攻词学，这无乃是他“亡国不可亡文化”，因此力求保全中国文化一脉的文化使命之体现罢？

《哀江南词》，取庾信《哀江南赋》意也。自言误入汪伪政权，降志辱身，乃自比庾信之羁北，“哀感顽艳，冀后之人哀其遇而原其心也”。是时又自命其庐为“荒鸡警梦室”，足见其心志之痛苦不安。

《葵倾集》，言其心向红日也。“以戴罪之身，输效投诚，如葵倾日”，示其虽已有“贰”之实，而此时赤诚亦无二也。《小引》曰：“属以衰年，躬逢盛世。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庆获新生，情殷向日。驽马十驾，策万里之初程；野草寸心，漱三春之芳润。”

细品此诸集名，《忍寒词》甲乙稿，“忍寒”、“风雨”、“哀江南”，皆有萧飒寒意，建国后一变而为“葵倾”，颇有热意迫人。而以今论之，寒讵可忍，日之酷烈，亦不能当。红羊劫起，赤焱遍地，遂至以天地爲洪炉，而无噍类矣。先生于1966年11月去世，此前数月尽毁日记，不知是幸也耶？不幸也耶？

先生的诗词集，诗词混编，依年编次，读之可知人论世。就总体而言，词的成就略高于诗。

编年始于1924年，初为诗，时先生年22。先生世家子弟，所游皆老宿。诗学散原（沈散原），西江法乳。此时笔力已颇见心志，如《书愤寄散原香宋两先生》中“丧乱已无山可入，烦忧倘许地能埋。”一句，沉郁忧深，沈散原先生评曰：“声情沈郁，最爲杰出之作。”

1929年始录词。此年先生谒彊村（朱孝臧）。1930年，海上诸老兴沤社，先生亦与力焉。1931年彊村去世，以校词之砚授予先生，示以“传衣钵”之意。是时，“彊村传砚”一事成为佳话，包括徐悲鸿在内的许多著名画家以画作表现此情景。

1932年作《莺啼序》悼彊村。词曰：

流风顿歇，掩抑哀弦，荡旧愁万缕。漫暗省、传衣心事，（注：翁病中以三十年来所用校词砚授予，曰：子其爲我竟斯业矣。）敢负平生，蠹墨盈笺，瓣香残炷。疏狂待理，沈吟何恨，深期应许千劫在。怕共工、危触擎天柱。萋萋芳草江南，戍角吹寒，下泉惯否。

“漫暗省、传衣心事”，“深期应许千劫在”，先生何尝一日忘却此传砚之事，又何尝不是为此尽负平生？盖先生一生志业并共命运，尽于此数语中。先是，彊村绝命词曰：“忠孝何曾尽一分。年来姜被减奇温。眼中犀角非耶是，身后牛衣怨亦恩。　泡露事，水云身。任抛心力任词人。可哀惟有人间世，不结他生未了因。”先生作二绝句回应，其中亦有“萬劫此心長耿耿，可憐傳缽意云何。”两句。与《莺啼序》两相照看，先生之文化使命感满溢纸上。

遍览先生诗词，大致可分其为三个阶段。

一、风雨鸡鸣不已，长冀挽颓波

是时正是国将沦亡，风雨如晦之时，此阶段诗作颇显家国感怀。“长冀”者，有志也。先生于30年代创办的《词学季刊》，正是其立志保全中国文化血脉的体现。如《一萼红》“太息天胡此醉，任残山剩水，怵目惊心。战舰东风，戈船下濑，谁办铁锁千寻。”，残山剩水，触目恨尤深。《石州慢》“孤负百年心，逐寒流呜咽。”“异代一萧条，怆无边风月。”此两作皆作于1932年，是年“一二八事件”发生，正是国家危难，故感慨极深致。

又有《六州歌头》（1933）自言“感愤无端，长歌当哭，以东山体写之。”其词曰：

青天难问，待击唾壶歌。惊残破，遭折挫，看山河。泪痕多。掩面愁无那。民德堕，颠风簸。燎原火。滔天祸。可奈何。鬼哭神号，罪孽谁担荷。满地干戈。怅高衢大道，翻作虎狼窝。吞噬由他。不须诃。　似狂潮过，冲单舸。嗟失舵。泛洪波。思丛脞。意相左。长妖魔。数烦苛。万姓蒙枷锁。安偷惰。避虞罗。纵淫颇。攀花朵。任蹉跎。飘荡神魂，剩欲吟清些。贼及菁莪。更鴞音盈耳，无计托巖阿。雨泣滂沱。

全词沉痛，乃先生前期代表作也。二

二、骚心细领百非宜

一个人的才、学、识，往往从其诗词中流露。龙榆生先生可谓兼有才、学，却称不上极有“识”。1940年3月，先生之南京加入汪伪政权，这一点被人诟病至今。然而对于先生做出这一历史选择的原因，我们应加以理性，客观的分析。

一方面，人事的变迁，战局的危急，使身处上海孤岛的先生看不到对未来的希望。如《席上呈梁众异》（1937）“可容半壁思王谢，闲却双堤待白苏。今日已无游钓地，忍看棋局竟全输。”，可见他对抗战的态度比较消极悲观。《金人捧露盘》（己卯除夜同大厂、贞白）（1940）“忍寒相守，待看来、红灿朝霞”，忍寒者，既是守岁，也是守于孤岛上海也，体现出一种“文化上的遗民感”。

另一方面，先生的交友也是促成其选择的一大原因。先生素友梁众异、汪精卫，尤其与汪精卫交好。《减字木兰花》（1933）“谢公再起。知为苍生霖雨计。”即是对汪精卫的褒扬。汪被刺后先生为作挽联致祭：“其心皎然，如日月经天，照临东土；弃我去者，有疮痍满体，苦念吾民。”，对其评价甚高。或曰，先生之于汪精卫，有类蔡邕之于董卓。而据先生于《干部自传》中所述，其对汪精卫抱有深深的“同情”心理：“后来见着汪，他把新作的词拿给我看。我读到‘夜深案牍明灯火。搁笔凄然我’的句子，却又被感动了。觉得汪也同样是个可怜人，他那内心的苦痛，是要百倍于我们的。”

由于种种可知或未可知的原因，龙榆生于1940年3月之南京加入汪伪政府。是时舆论一旦大哗，夏承焘等先生的友人皆表示非常惊讶和不解。《夏承焘日记》：“1941年3月25日，座间闻□□将离沪，爲之大讶。爲家累过重耶？抑羡高爵耶？”“9月5日：接榆生书，近办《同声月刊》，《缘起》谓欲爲东亚和平，爲振诗教，开来学，其志大矣。”言其“志大”，非褒，乃不支持也。

外界与自己加于自身的道德上的重压，使加入汪伪后的龙榆生处于“自我救赎”的“忏悔”心态与不被理解之“苦痛”心境中。如《骚心》（1940）：

骚心细领百非宜，肠断方回只自知。

已忏余生余慧业，仍怜衆女嫉蛾眉。

旧乡临睨陵移谷，孤梦惊残鬓益丝。

不爲五更寒到枕，雾花晴旭看迷离。

颔联“已忏余生余慧业，仍怜衆女嫉蛾眉。”一句，深含“忏悔”与“不被理解”之意，体现着先生于此阶段矛盾与痛苦的心境。

他向友人寻求理解。而钱锺书《得龙忍寒金陵书》“负气身名甘败裂，吞声歌哭愈艰难。”，颇含讽喻焉。夏承焘先生可谓有道，于1942-1945年间始终宽解他，劝谏他，终于也和他走到几近绝交的一步。

《金缕曲》（1941）：“伫苦停辛缘何事，奈虚名、误我情难绝。”《鹧鸪天》：“有限年光逐逝波。秋心人意两蹉跎。梧桐策策传霜信，络纬幽幽吐怨歌。　啼宛转，影婆娑。平生只觉负恩多。谁能得似南朝柳，一任惊风撼弱柯。”（《弃稿》）句句都见其矛盾，其忏悔，其矛盾。这种心境几乎贯穿他身处汪伪政权的整个时期。他甚至一度试图策反汪精卫手下将领，如《癸未端午后一日与腾霄将军将见金陵，赠以长歌》（1943），末云：“而我频年激知遇，时艰忍即守拙。明主忧勤孰当省，所赖将军有奇节。剥复之机料不远，长歌相赠情转切。”《水调歌头?送腾霄将军出任苏淮特区行政长官》（1943）：“明主遣飞将，坐镇古徐州。”

《疏篁馆杂缀》其二曰：“索居无俚，但爲无益之事，以遣有涯之生。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读《王风黍离》之篇，肝肠寸裂矣。按谱填词，昔人已视爲小道，然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能端其本，譬之迦陵频伽之鸟，一一演说法音，不犹贤于博弈者乎？”此是先生自述在这种情境仍作诗词之原因。人多目词为小道，他一生笃之，自比迦陵频伽之鸟，以其苦志，冀得后人理解与原谅也。

汪伪政权倒台后，龙榆生被定为“汉奸”，此时词作如《黄莺儿·岁阑得顺宜长女所寄字》：“酸心报得平安信。梦难成，晨鸡坐听，救我望缇萦。”已自知此罪恐毕生难销去也。又有《高阳台》（1946）：

望杳遗弓，愁侵短鬓，梦回蝉曳残声。前席虚怀，如今怎奈苍生。丹枫已逐吴波远，乱凄笳、创雁宵征。怕飘零。向暖南枝，疏淡梅英。　阴凝可是回阳候，但凭将朔气，洗出青冥。瘦了黄花，依然卓立霜晴。沧桑一霎浑闲事，忍伶俜、看转春荣。正关情。换谱幽兰，浅醉瑶觥。

意颇悲恻。

三、晚际河清图自湔

湔者，洗也。自湔者，是求忏悔、脱胎、自赎也。如《述怀五首》：“垂老庆何清，倾诚伤视短。”“拉杂罄所怀，聊以贡坦白。”；《秋日杂诗》：“失身误所事，俯仰悲颓龄。”，“大药须瞑眩，一夕返康宁。伟哉群衆力，使我年转青。”“惜哉闻道迟，未敢便论党。”这简直可称是用古体写出的“自白书”与“反省书”！他真切地、真诚地进行着反省与自湔，诚实地、认真地（不似郭沫若等的略显油滑）进行着自我坦白与改造。他常用“新妇画眉”喻己，如《蝶恋花》：“造物于人何厚薄，皱面观河，难把宫眉学。”，《点绛唇》：“尚有童心，凡骨从头换。”，《临江仙》：“尚有童心，凡骨从头换。”1952年元旦，赋《沁园春》呈陈毅市长，词中云“丛集愆尤如可赎，忍令错过今生。百花齐向眼前明。春阳无限好，相共踏歌行。”，颇显“葵倾”之意。

虽然如此，先生仍于1958年被打为右派（时上海市市长为柯庆施）。或曰，先生《沁园春·拆墙》二首，讽喻时政（劝谏上层打破与民众之间的“墙”），遂成“罪状”。先生建国后虽一心自湔，亦有块垒牢骚也。如《端午走笔成三绝句寄周知堂北京》（其三）：“泽畔无因叩帝阍，灵均哀怨向誰论。（丈对时贤改楚辞为今语大不谓然。）蛾眉一样从伊妒，漫倚修门试泪痕。”作为一位词学大家，他对用白话译《楚辞》的学术价值表示怀疑否定，认为其如“嚼饭与人资呕哕”（《甲午端午漫成一绝句寄叔子（冒景璠）道兄》）。

值得一提的还有陈寅恪、龙榆生诗中的一段公案。

龙榆生《癸巳秋日追念陈散原丈兼怀寅恪教授广州》：

瓣香长爲散原翁，凄断鸾笙袅碧空。头白匡山怀旧隐，霜枫染得醉顔红。

輶轩绝代早知名，博识多通有定评。安得移根来妙手，青编重耀左邱明。

未似坡仙过岭南，五年炎气恐难堪。如今又见西风起，冥想灯前孰共参。

陈寅恪和诗：

曾闻传砚上彊翁，风雨龙吟响彻空。大晟颛官朝暮置，烦君一谱曙光红。

三四句讽意甚明。

而后龙氏《岁晚书怀寄陈仲弘副总理北京国务院》曰：

东方红日上疏窗，歌颂应须自度腔。好语穷愁今往矣，从看健笔鼎能扛。注曰：“昔人尝谓愁苦之音易好，欢愉之语难工。在旧社会中，固应有此现象，今后殆不其然。陈寅恪教授见寄诗云：大晟颛官朝暮置，烦君爲谱曙光红。予甚愧其言，亦不敢不勉耳。”陈作是讽意，龙先生乃引以为豪，可见两人人格、性情相去甚远，是迹虽和而神则远也。

两人的“貌和”而“神远”亦体现在其他作品中。

龙榆生《癸巳岁晏寄怀陈寅恪教授广州》（1954）：

春光漏泄岭梅新，我亦当年度岭人。

依旧庭槐酣蚁梦，可堪裈虱傅狮身。

知几是处容高卧，却聘由来见绝尘。

立雪无因惊岁晚，海天遥睇发孤呻。

胜赞陈为“知几”“绝尘”。

而陈先生和作曰：“空耗官家五斗粮，何来旧学可商量。谢山堇甫吾多愧，更愧蓉生辟老康。”他的独立人格一贯而下，不以诸事移易。余英时释曰：“这又是新发现的诗篇之一，最能表现他（指陈寅恪先生）晚年爲民族文化争独立与自由的精神。谢山是全祖望，堇甫是杭世骏。前者一生表彰遗民的民族气节，后者则因力主‘泯满汉之见’而几罹死刑。……但最值得玩味还是末句‘更愧蓉生辟老康’。蓉生即朱一新，老康即康有爲。到了晚年，陈寅恪仍不忘其“先祖先君”对朱一新辟康有爲“用夷变夏”的赏识，他爲什麽感到“更愧”呢？这当然是因爲他已不能效法朱一新公开‘辞而辟之’了。”

又有龙先生《是年复有江南春晚追忆岭表旧游兼怀陈寅恪教授广州》：

延园促膝梦俄空，双照楼前路亦穷。忆向越王台上望，鹧鸪啼过木棉红。

岂因迁谪见韩豪，余事犹当接楚骚。且住南天殊不恶，蓬蒿斥鷃尚喧嘈。

俯仰由人只可咍。传灯乐苑念难灰。勉将俚语诠遗曲，那有金针得度来。

（延园，胡汉民居，双照楼，汪精卫居。先生于胡、汪尚萦于心也。）

二首三首均及陈寅恪先生。且住南天，答陈诗“西天不住住南天”也。三首答陈前诗大晟置官之讽，谓其俯仰由人，不得已也。唯彊邨相传之词学，则不敢忘。亦自解其降志辱身也。

三首陈氏未和，或未寄陈也。

又有《沪上啖鲜荔枝，赋寄陈寅恪先生岭表》二绝，皆寻常语，陈氏《戏和榆生先生荔枝七绝》则云：“献到华清妨病齿，不如烟雨弃天南”，借以励志，远过原作。

由龙、陈的这一公案，二人人格之高下立判，亦可之民国中“坚守”之难。虽如是，我们在对陈寅恪先生一贯而终的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表示感佩与景仰的同时，对龙榆生先生一生之痛苦矛盾，其“俯仰由人”，其“世故”与“天真”，和其做出的历史选择，应该给予理解。先生在推动现代词学建立上的贡献，是不容抹杀的。当年传砚事，龙榆生先生始终未负，终身笃于词学，发扬这一时人眼中的“小道”，为保全中国文化之一脉苦守了一生。

正文完。编者按：始知“心悸易招声伯梦，才疏难集杜陵诗”之字字血，字字痛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