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旋律、魏晋的风度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徐玲丽  151290021

悦读导师：童强

鲁迅把魏晋风度归结为药与酒、姿容、神韵，李泽厚则补充说：“还必须加上华丽好看的文彩词章。”对于魏晋风度的理解与认识，我是在李泽厚先生的《美的历程》以及罗宗强先生的《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的引导之下形成的。

魏晋风度原来是指一个较短的魏晋时期，但是李泽厚先生将它扩充开来直至晋宋，他认为，魏晋风度存在于一个很长的时间中，包括晋宋。在书中，李泽厚先生并不同意时下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广泛流传的论调，即把这种新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作为他们理论形态的魏晋玄学一概说成是腐朽反动的东西。实际上，魏晋恰好是一个哲学重新解放，思想非常活跃，提出很多问题，收获颇为丰硕的时期。虽然在时间、广度、规模、流派上比不上先秦，但思辨哲学所达到的纯粹性和深度上却是空前的。这是因为魏晋是一个混乱的时代，朝代更替频繁，人们有着自己独特的思想和看法，形成了风格迥异的典型特征。

《美的历程》一书表明，魏晋风度中很大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人的觉醒，除此之外，还有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喟叹。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如此颓废、悲观，消极的感叹中深藏着的恰恰是他们的反面，对人生、生命、命运、生活的强烈的欲求和留恋。除此之外，李泽厚先生认为，陶潜和阮籍在魏晋时代分别创造了迥然不同的艺术境界。一超然世外，平淡中和，一忧愤无端，慷慨任气。他们才是魏晋风度的最高优秀代表。因为他们两人正是魏晋中人们面对那个繁杂世界的两种基本态度，而陶潜和阮籍，将这两种做法演绎到了极致，所以最有资格成为魏晋风度的代表。

《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一书中，罗宗强先生从古代文学的实际出发，深入到文学思想发展原因中去寻讨，从研究士人心态的演变轨迹去确切地阐释文学思想发展地主要原因，而影响士人心态的原因又甚为复杂，有政局变化的原因，有社会思潮的原因，以及不同生活环境和文学修养的相互作用。这是先生治学经历的又一新的阶段，也将是标志文学思想史学科的又一新的进展。书中引用《春秋繁露·天地之行》里的话，“为人臣者……朝夕进退，奉职应对，所以事贵也；供设饮食，候视疚疾，所以致养也；委身致命，事无专制，所以为忠也；竭愚写情，不饰其过，所以为信也；伏节死义，难不惜其命，所以救穷也；推进光荣，褒扬其善，所以助明也；受命宣恩，辅成君子，所以助化也；功成事就，归德于上，所以致义也”。读了这一段精妙的文字，不得不由衷地赞叹一番，这可真是做到大君无私，毫不利己，肝脑涂地。阮籍、嵇康、陶渊明等人，都是魏晋风度典型代表，罗宗强先生深入分析了他们的心态，对魏晋风度做出了自己的理解，与李泽厚先生的理解有相似之处，但又并不完全相同。

除此之外，还有《魏晋玄学论稿》，《六朝道教史》，《六朝佛教史》，《魏晋南北朝佛教史》，《佛教征服中国》，《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世说新语笺疏》，《才性与玄理》，《郭象与魏晋玄学》，《肇论》，《王弼评传》，《郭象评传》，《阮籍评传》，《王弼集》，《嵇康集》，《全三国文》，《三国志》，《晋书》，《南史》，《北史》，《人物志》，《六朝精神史》，《六朝贵族制研究》等。正是这样许许多多的对于魏晋风度的解读，才让今天的我们看到了很多魏晋的故事，了解了那个时代属于魏晋风度的独特气质。

就我看来，魏晋风度无非两种心态——出世和入世。出世的心态是指像陶渊明一样，厌恶世俗官场，希望能够将自己放纵于山水。这一类人，占据了魏晋风度中的半壁江山。他不仅这样做，而且也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以往的田园生活似乎是中小地主的生活，此时却是劳力出得更多，也就是更接近于一般农民的生活。期间他创作了许多反映田园生活的诗文，如《归园田居》五首、《杂诗》十二首等。他的《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和《归去来兮辞》更是不可多得的美文。而对于入世的代表人物阮籍，世人评价为竹林七贤之一，建安七子之一，阮瑀之子。曾任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阮籍崇奉老庄之学，政治上则采取谨慎避祸的态度。相比较之下我们就很容易发现其中的差异。陶渊明厌恶官场，纵情山水，而阮籍既屹立于官场之中，同时也爱好山水诗词，并且有着自己的主张。作为竹林七贤之一，常被人首先提起不是没有其中的道理的。

不仅如此，我认为，魏晋风度并不单单是指与魏晋玄学有关的东西，也不单单是指陶渊明、阮籍两人，魏晋风度是属于那个时代的特征，一个开放多元的社会风气才是其中重要的代表。也许，从一个角度看，魏晋风度只分为出世、入世，但是换个角度我们会发现，这是一个多元的时代，无数的文人墨客都诠释了这个时代的含义，用自己独特的为人处世的方法，以及自己独特的人生经历，向我们宣告了他们对于魏晋风度的理解。正是因为有无数这样有着不同观点的人们，才造就了魏晋风度，才丰富了其中的内涵。魏晋风度是一个时代的旋律，一个时代的旋律并不是少许几个人能够弹奏的，他需要无数魏晋时期的骚人墨客来徐徐诠释其中的内涵与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