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下漫笔

                       ——悦读鲁迅的一点随想

徐文昕   匡亚明学院 161240077

正值夜深，墨绿色的小台灯在桌案投下一片光晕；回首,窗外苍穹之下，紫色的蒙眬的夜色于虚无间流动着，旋转而且升腾……

这样应景的时空下，很适宜谈一谈大先生。大可以随意拟题《鲁迅先生的哲学思想》《论鲁迅文学价值》之类，引史据古，高谈阔论一番。但我是不愿如此的，不愿赋予“鲁迅”过多的“意义”与“价值”，只姑且盗用“漫笔”之题，写下些无聊而平凡的文字。

人在欢娱极乐之时，大抵是无法看得下先生的作品的。先生逝世80周年的那一天，我去听张守涛先生的报告，记得他说：“鲁迅思想上的深刻实则来自于其内心世界的阴暗。”，初听惊愕，细想来确也如此：一位出生官宦世家却目睹过“贾府没落”的少年，一位留学未结，中途遭遇母亲逼婚的青年，一位一生生活在小人笔剑与看客目光下的文人，不可能没有阴暗的伤痕。伤痕能够让人冷静，像从天而降的一桶冰水，打湿你浮夸的晚礼服。鲁迅中年能够用十年光阴静下来，钞写古碑与世无争，与他青少年的伤痕累累不无关联。有才华的人也许很多，但是这种黑暗、这种冷静使他成为独一无二的鲁迅。

冷静之中，人能够更容易看见黑暗，甚至在一派祥和的笙醴中挖掘出祥林嫂的死亡。阴暗的目光是细腻的，永远不被灯红酒绿灌醉，于是他也能看到个体的阴暗，而后拓展成为整个中华大地阴暗的缩影。每回看见新闻报道中为争夺家产用尽心思的农人，都不由想起杨二嫂的嘴脸，这便是拜先生所赐。

不仅阴暗，先生的思想内有一层重要的倾向——偏至。在《文化偏至论》中，他本人曾抨击过国人的偏至倾向；然而对比周作人哲学思想中平衡中庸的观点，鲁迅先生确有性格上偏至的一面。对于自己所憎恶，“一个也不原谅”“寻找最黑暗的诅咒”等等，可谓是对宽恕忍让的儒学思想的公然挑衅，一点不留情面似的。

   而正因如此，先生对于所爱，又宠溺到另一种极端。除了内山老板都看在眼里的“几乎每天买一个新赛璐露玩具给海婴”这类大众化的宠儿作风，先生对于青年作家的借款求救也从来不拒。甚至有一回被自称齐涵之的“青年作家”以假《孩儿塔》骗取了一大笔钱，事后也只叹息“偶动友情”。于我看来，这事不仅是所谓“偶动”的情感——从先生事后未曾暴跳如雷，只懊恼得吃着哑巴亏的态度看来，若是再有亡友遗稿，他多半还是会“自愿上钩”。

看起来，这种有些偏至的性格并不理智，而我独认为，这恰恰是先生的可爱之处：如果只有深夜笔战的那种极端的严肃与理性，“鲁迅”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必会显的如此不真实，他的人格亦将单薄。况且，一个战斗到失去了人们性格上正常的人文感情的机器，怎么可能写出“孔乙己是这样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那是怎样一个可笑的死囚阿，游了那么久的街，竟没有唱一句戏”“无聊生者不生，即使厌见者不见，为人为己，也都还不错”这些肆虐的讥讽下透着令人落泪的伤感的句子？

正是从这些冷冷的一笔间，我看见了鲁迅的心灵。他生性善感，怜悯着各色小人物，挚爱着亲人友人，然而又不愿表露，或出于天性，或用以警励，只能是戴着那副墨笔制的面具，仰头瞪一眼比黑夜更黑暗的白天。他并不愿如此伪装自我，但是现实——布满陷害与暗箭的现实，叫他不得不掩盖真诚与热情。他一辈子都在反抗，这反抗令他的文字沾染上黑暗，也愈加深刻；他偏执地推开所谓“中庸”的滥调，又以自己与生俱来的怀疑，怀疑自己的偏至，顺便抨击了文化的偏至。

这时候，会明白陈丹青先生用“想念”代替“怀念”来述写大先生的用意：你不会“想念”一名披着圣袍与光环外衣的上帝，但你会用“想念”来承接一位亲信、长辈、朋友的姓名。鲁迅真正的读者正应抱有如此“想念”而非“缅怀”“景仰”的态度来读大先生的文字。是的，表面看来那些句子确是阴冷无情，不肯向敌人客气一分的；然而若是先生当真从心里认为“黑匣子”中等死的国民无可救药，又怎会劳心写下这许多长篇大论？如此想来，便像是在面见一位百般挑刺、内心又比任何人渴望你上进的师长似的，面上被骂的委屈，心里却总是温暖。——这种阅读的感情，即是“想念”了。

想念一位长辈时，会反复看他的相片。有位评论家说过，在20世纪的中国作家中，他看来看去，总是鲁迅先生的样子最好，仿佛那横眉和八字胡本是为了狂人、为了阿q、为了资本家走狗而生似的。这话不错：如果你将上世纪作家的相片聚在一处，会很容易从眉眼与神情看出他们的文学造诣。麻木呆滞是一类，温和儒雅算一类，而鲁迅梁实秋周作人等人的目光，是那种意味深长的精神矍铄，能流淌出清泉的古井一般，看久了叫人特别舒服的。

诚然，身边大数同学对“鲁迅先生的样子长的最好”这种“谬论”是会一笑置之的——得承认，时代是进步了，怀有像鲁迅先生这样的“异端思想”的人至少不再会如魏连殳一般下场，有人未彻底了解鲁迅便反鲁也是正常现象；但同时，鲁迅先生思想中的阴暗面和他笔战中的尖刻也不幸构成了自己在多数人眼中的全部印象。这情形才是真正的南辕北辙；因为平日里的先生实在是位幽默活泼，好玩得不得了的大文豪。

首先，与大家对论战的故有概念相反，鲁迅与他的多数笔战“敌人”私交融洽，往往是中午一同进餐、讨论得谈笑风生，顺带着提一提前一晚在杂文里对对方的调骂。即使是因为鲁迅而下场很惨的“四条汉子”，也在文革后断然申明自己与先生有过愉悦的来往。论敌尚且如此，亲友之间更不必说——大先生的诙谐是所有亲友的一致评语，几乎每位亲友近邻都被他拿来开过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现在回头联系上面提到的现象，倒是颇为有趣：一个人竟因深刻之至而显出“好玩”，他玩出来的游戏文字竟因其“揭露了黑暗现实”“批判了国名党反动派的腐朽”之流被精挑细选请进教科书，以至于背书的压力把作者最鲜明“好玩”全然抹煞。——典型的历史荒谬性悖论。

然而，我们现在所述的、“多方考究得出的”所谓真相，又与真实的历史相差多少呢？谁也说不清的。如果要以大先生的怀疑主义而论，这差距简直可以是无穷。鲁迅及同时期民国文人真实的生活状态和心路历程可能完全超乎我们目前的概念。若是这许多文字得出的结论仅仅如此，倒不如直截去户外的潮湿石板路上走走，欣赏紫色的夜气底下一阵旋转并且升腾着的雨的精魂；虽不能确保心意相通的真实性，至少，我们可以与先生共享自然，保留对野草对雪对荒原最真实的体验。